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将修法规范政府官员受赠礼品

2006年09月23日

中新网9月23日电 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已拟妥一项修法案，规范政府官员及司法人员收受赠礼及礼品申报事宜；依照修正案内容，合法收受公务赠礼的标准由之前的价值五百卢布(约二十美元)提高为价值四千卢布(约一百五十美元)，但严格限定需于会议、典礼等正式场合；若礼品价值超过上限，必须缴出充公。

至于私人受赠礼品，除非系近亲间私人赠予，否则价值超过十万卢布(约三千七百美元)即须据实申报，违反规定者将可依刑法予以起诉。

此一修正案系由最高仲裁法庭提出，据悉已获得总统府国家司法局支持。最高仲裁法庭主席德洛兹德夫表示，由于事涉政府各部会，目前正与专家及相关单进行初步沟通。目前人在新加坡的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俄罗斯应该成立专责肃贪机构，查核政府官员受赠礼品情形正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专家表示，类似的申报规定在许多国家司空见惯，至于能否在俄国公务人员和司法人员身上行得通，令人怀疑。法案通过后，行贿者可能透过政府官员的近亲间接转赠。最高仲裁法庭主席德洛兹德夫表示，此一修正案是否过关，最大门槛是有关礼品价值认定等细节，但德洛兹德夫主席认为法案通过的机会极大。

（来源：中国新闻网）

广州仲裁委员会中山分会成立

今起正式对外受理案件

广州仲裁委员会中山分会于9月22日成立，并从今天起正式对外受理案件。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中山市副市长司徒伟湛，国务院法制办、省政府法制办的领导和我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成立仪式。

近年来，我市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广东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各类民商事纠纷随之增多。根据国务院的相关通知，今后暂缓设立新的仲裁机构，所以我市在未来几年内尚不能组建自身的仲裁机构。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中山分会的成立，填补了我市专业民商事仲裁机构的空缺，进一步完善了我市专业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据介绍，中山分会将共享广州总部的人才资源，同时已聘请了我市40多名资深律师、退休法官等人士担任仲裁员。

司徒伟湛指出，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中山分会的成立，是仲裁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山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要求分会要服务中山，加强与我市有关行政部门的联系，为中山招商引资营造公平环境。

（来源于2006年9月25日《中山日报》）

第三届鞍山仲裁委第二次会议举行

25日，市政府举行第三届鞍山仲裁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市政府秘书长柳广君主持会议。

会上，宣布了市政府《关于调整市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听取了仲裁委三届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通报；审议通过了表彰先进单位、优秀仲裁员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审议通过拟增聘的仲裁员。

两年来，仲裁委构建了覆盖全市四区三县（市）的仲裁机构，建立了东北第一家仲裁专业网站，仲裁各类民商纠纷案件550余宗，受案标的额近6亿元。去年，鞍山仲裁委被国务院法制办列为“全国仲裁工作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

（来源：2006年09月28日  鞍山日报）

俄最高仲裁法庭主席访谈：俄中司法合作机制尚需完善

2006-10-05

与中国的协作是俄罗斯司法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俄中经贸合作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对两国司法领域的协作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保持着经常性的直接联系，并且很早就与中国法学会建立了成功的合作关系。

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主席安东·伊万诺夫在接受俄新网记者玛丽亚·恰普雷金娜的专访时，介绍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司法合作现状。

记者：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司法问题属于最高仲裁法庭的职权范围。俄中商人因贸易争端向俄中两国仲裁法庭提起诉讼的案件多吗？

伊万诺夫：很遗憾，目前我们没有对外国人提出的诉讼案件数量进行统计。但是我想指出，俄罗斯的仲裁法庭极少处理中国公民提起的诉讼案件。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中国商人的普遍心理来解释这个现象：中国商人们更愿意在司法程序外解决争端，他们把提起诉讼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步。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部分中国人以侨民身份在俄罗斯登记注册公司，因此他们不被列入提起诉讼的外国人行列。同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俄罗斯公司也不愿意寻求中国司法机构的帮助。他们认为中国司法机构的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很严重，中国的司法机构还对中国的企业家实施保护主义。目前经济纠纷的解决状况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两个国家的司法合作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记者：您认为目前俄中关系的法律基础是否能够调节这些冲突？

伊万诺夫：我认为，目前两国双边关系已经奠定了不错的法律基础，其中包括在经贸领域。目前，这个法律基础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直接涉及仲裁法庭事务的协议，包括1992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4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2001年至2005年两国政府间贸易协议中也包含了大量关于解决贸易争端，反对不正当竞争的规定。俄罗斯与中国签署的类似协议还很多。这些都见证了两国司法合作的蓬勃发展。但与之同时，解决商业纠纷的复杂性在我们两国关系中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两国是否缺乏或者具备法律基础，问题在于法律机制的执行还不够有效。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我们和中国同行们正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

记者：俄罗斯的最高仲裁法庭与中国的司法机构在各方面，包括商业争端的解决方面有何联系？

伊万诺夫：发展与中国司法机构的关系是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国际合作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今年8月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派代表团参加了在中国乌鲁木齐举行的首届区域法律合作论坛。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同行们举行了会晤。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邀请，我将于2007年春访问中国，此后肖扬也将访问俄罗斯。我们计划在会晤期间与中国的同行们共同研究建立有效机制的途径，包括协商机制和经济纠纷的解决机制。

记者：众所周知，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认真研究和学习其它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国的经验是否有值得俄罗斯学习借鉴的地方？

伊万诺夫：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的经验有浓厚的兴趣。中国的司法体系是一个宏大的机制，我们对其有效的管理经验尤其感兴趣。首先，中国的司法体系灵活应对快速发展的经贸立法的变化；其次，中国在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后。俄罗斯积极地效法中国在经济特区立法以及司法程序外解决争端方面的经验。

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中国特色"，即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特点进行的改革开放。正是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去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司法体系：效法对俄罗斯司法机构有益的中国经验，研究两国司法体系中的差异。我认为，这对于保障两国司法机构的有效合作特别重要。

（来源：俄罗斯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