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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企业,还是律所?

2013-06-18 02:25:47 浏览次数:5891

律所每年一次的元旦晚宴,会邀请已经离职的老同事回来欢聚。这些曾经的“战友”大都流向了企业,成了企业律师(in-house lawyer)或法务总监(Legal Director),多半掌管着企业外聘律师的大权。与他们维系关系,就有了怀旧以外的经济学意义,像《无间道》里安插在警局的线人,只不过他们是主动选择了企业,然后才被律所发展成了线人。每年一度的线人大会,总能聚拢些新面孔。交杯错盏中让人思考律师转行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

一、差异

“去企业,还是律所?”是准律师们从法学院毕业就要面对的问题。企业律师和律所律师(也称执业律师)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从服务的专业性看,企业律师像企业医务室的医生,律所律师像大医院的医生。前者看看小病还行,涉及性命攸关或疑难杂症还得送到大医院。

从收入看,企业律师如企业司机,律所律师如出租司机。前者收入稳定,不需要交份钱,也不怕拉不到活;后者每天睁开眼就欠人家一天的份钱,拉不到活,就得拿家里的钱往里填。

从价值观和立场看,企业律师如保卫处干部,律所律师如职业保镖。前者不具有独立价值观,提供法律意见时更看重企业利益,而非法律;其要帮着企业挣钱但又不被追究责任,所以“如何违约但不被追究、如何违法但对方没有证据、如何让对方吃哑巴亏、如何规避法律、如何打擦边球”是他们经常要向上级汇报的问题;他们必须兼顾多重价值、搞利益平衡,如果总是坚持纯粹法律立场,不仅说了也白说,还会遭上司白眼,其升迁的机会也就渺茫了;后者作为企业外的专业人士,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其仅对所托事项的合法性负责,立场超脱——中立且独立。

从发展前途看,企业律师如中戏毕业生进入国家话剧院,律所律师如北漂一族。前者收入稳定,但不死不活;后者也许漂泊一生,但坚信会大红大紫。

从生存规则看,企业律师如体制内的御林军,律所律师如体制外的雇佣兵。前者生存环境中虽然有很多明规则,但那是给外人看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潜规则。比如,公司里虽然高举用人唯贤的幌子,但哪一个被提拔的人不是上司的亲信?决定体制内成员命运的是不能明说的职场规则——“站队”、看上司脸色、逢场作戏和拍马屁、玩公司政治;而雇佣兵按照公示出来的明规则打仗,只要精通兵法(谙熟法律)、英勇无畏(雄辩力争),一定战功显赫。作为局外人,雇佣兵对体制内的潜规则,敬而远之。

从流向上看,律师的流动是单向的,总是从律所流向企业,很少见到企业律师进入律所执业。原因很简单,企业律师大量时间用在考虑法律专业以外的问题,比如处理人际关系和玩公司政治,法律上的疑难杂症交给外聘律师处理,故在企业呆久了专业技能也就废了,不能适应律所执业的竞争环境。举一个丝毫没有侮辱之意、仅为说明问题的例子:当野外生存的狼狗被家养后,只为一家看家护院,其独立觅食能力(开拓案源)、厮杀能力(专业技能)自然退化,再被放生到野外会遭淘汰。当然也有企业律师流入律所的例外,比如法律事务较多(通常为诉讼追款)的大企业,或工作中牵连出法律事务的专业性服务机构(如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外资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不想让肥水流入外人田,就自己注册一个律所,将企业律师派驻到里面;又如,大企业的法务总监搞定了CEO,自己离职后到律所单干,专吃老东家。

 

二、律师转投企业

律师流向企业分两种情形:其一、小所的提成律师流向企业。小所通常是“出租司机式”管理模式:没有工资,律师自己找活,有了收入,除了上税和向所里交“份钱”,全归自己。案源的稀缺构成两手空空的新入门者的最大威胁。为了糊口,他们不得不转行到企业去挣一份不多但稳定的工资。其二、大所的工资律师流向企业。工资律师在大所学了足够的专业技能,但发展空间受限,他们虽然可以独立处理法律事务,但没有稳定的案源,无法达到合伙人的最低进账要求,但又不满足于现有收入。于是,就可能去企业谋求更高的薪水和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在大所培养起来的执业技能,足以应对企业的日常法律事务。

    在企业和律所之间纠结,不仅是律师二级市场(就业后流动)的问题,也是一级市场(择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国外留学归来的洋法律人。我的两位朋友曾经在同一时间面临这样的选择:一个是中国本土法学院的本科生,铁了心要做律师,不出国、不去大企业,宁愿接受每月两千元的工资,去律所做了执业律师,十年后已经是一个知名大所的合伙人了,年收入八位数;另一个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老流氓(LLM),当时他可以选择一家30万年薪的外企做法务,或者6万年薪的律所执业,他去了外企,十年后升到了法务总监,年薪六位数,再要往上升,就要去读MBA学管理了,仅靠法律专业知识当不了企业领导,这就像校医院的大夫,无论技艺多高也做不了校长。

   这个例子似乎说明,进律所前期虽苦,后来却可以大富大贵。其实,“混出来”的律师是少数,大部分干了很多年也就刚小康。律师属于提供法律服务的个体户,类似于艺人,漂泊的多,成“星”的少,属于“分母巨大、分子巨小”的行业。分母“操卖白粉的心,挣卖白菜的钱”,“80%的收入由20%的律师创造。……中国律师的平均收费不如出租车行业,年毛收入不足10万元。70%以上的律师生活艰难。部分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一年收入不到两万元。执业第一年的律师月薪只有1000元。”[1]要理解大腕律师和出道律师的反差,可以看看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珠光宝气,再看看为争做群众演员,每天上午聚集于北影门前(北三环中路蓟门桥东500米路北)的北漂一族在瑟瑟寒风中呼出的哈气。2010年11月25日,中国科协公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其中包括职业声望调查,律师的职业声望排在倒数第二[2],主要原因还是生存现状不佳。“律师已成为城市中的低收入和无保障阶层。……他们一面肩负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重任,一面忍饥挨饿地在行业中打拼。”[3]这就不难理解,大量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人只把干律师作为退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做“法律个体户”。因为个体户靠求人挣钱,即使赚了钱,幸福指数也不高。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律师“收入的高低与学历的高低有成反比的倾向。在年收入一至五万元的律师中,硕士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五,而年收入为五至十万元及十万元以上的律师,硕士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三及百分之二十五。”[4]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律师属于实务操作性极强的行业,理论往往禁锢了手脚,高学历者不擅于也不屑于用必要的公关手段开拓案源和运作案件。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律所律师转投企业在情理之中。尤其是高学历法学人才,进律所执业并没有优势,而企业却求贤若渴。所以,学历高或有留学经历的法律人,更容易流向企业。

 

三、合伙人转投企业

合伙人是律所的老板,有名有利有自由,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转行到企业给人打工。合伙人转行到企业分两种情形:其一,撑不下去了,这种情形多发生在小合伙人身上,或者年事已高的老合伙人身上:当进账的银子刨掉税款和公共成本、手下人工资后所剩无几时,小合伙人就要考虑退路了;而老合伙人考虑的是找一个稳定的靠山退休,岁数太大了再走就没人要了。上述情形与普通律师流向企业无异——出于生存的需要,不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职业”本来的含义就是谋生的营生,哪儿挣钱多去哪儿,天经地义。其二,收入以外的原因导致合伙人流向企业。这种情形多发生在成功且年富力强的合伙人身上。俗话说,钱能摆平的一定不是大事,大事是用钱摆不平的。这种情形的转行具有经济学以外的意义,属于“大事”,值得深入探讨。

 当钱不是问题的时候,或者看淡了钱而不觉得它是问题的时候,“职业”的其他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作为律师界的精英,成功合伙人的“不差钱”给“职业”赋予了生存以外的意义——到达了财务充分自由的境界之后,工作的目的与财富的关系就不大了,主要是为了满足成就感。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成功人士:当钱仅意味着存折上的一个数字,多几个零、少几个零都不会改变生活的时候,工作的目的就变为满足生存需求之外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了。据说比尔·盖茨每年可以挣78亿美元,其工作的动力一定与聚拢财富无关。我们接下来讨论的流动合伙人的财富量肯定没有极端到这种程度,但相对于财务自由的境界,已经饱和了。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高层次的需求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激励。当工作挣来的财富满足了生理需要(衣、食、住、性)和安全需要(稳定、保障)之后,人就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工作的目的就变为满足人的社会需求(友爱)、尊重需求(威信、成就感)、自我实现需求(理想、抱负)。“职业”带来的高层次需求满足感,包括工作中的友爱(社会需求,如工会的关怀)、工作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尊重需求,如行业精英们被仰视)、工作结果影响他人、控制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和社会(自我实现需求,如领袖们为开创一个时代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如果某职业(比如商业)只能带来利润,即使日进斗金,也不是“高尚职业”——可以提供高层次满足感的职业。年轻时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挣钱多少作为择业标准的人,当钱挣够了(依赖于其对钱的态度和钱的数量),就会改行做可以带来高层次满足感的职业。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成功的商人最后大都做起了公益事业:他信放着钱不挣非要淌一脚政治的浑水、施瓦辛格宁可少挣两亿美金也要做八年州长、比尔·盖茨不仅从微软总裁的位置退下专做慈善,还将自己全部580亿美元的资产裸捐给了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生活停留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芸芸众生,难以理解“另类”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舍弃生命追求在他们看来并不崇高的理想,比如登雪山遇难、整容死在手术台上、自焚示弱、人体炸弹。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些行为的动机归结为信仰,比如征服自然的信仰(用生命挑战极限)、美的信仰(不美,毋宁死)、美德信仰(杀身成仁)、理想主义(为理想献身)等等。这些行为的动机也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求,只不过这些需求更高级,已经超脱了普通人停留的生理和安全层面。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成功律师放着钱不挣而要离开律师楼了。那么,成功律师追求的那个更高层次的需求又是什么呢?

这个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是社会地位,属于尊重需求。社会地位是获得自我成就感的基础,没有地位的职业,赚钱只是营生。律师以解释规则、适用规则为职业手段,以说服他人采信规则、建立规则、改变规则、废除规则为职业目的。所以,规则的地位决定着用规则谋生的人——律师的地位。

在关系社会,权力决定一切,关系可以调动权力凌驾规则,社会通行的规则是如何调动关系的潜规则;只要找到调动权力的关系,规则可以被规避、超越,甚至量身定制。在这种环境下,对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权力资源、稀缺经济资源、正义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的是关系网中权力博弈的结果,而非既定规则。“正义”由权力决定、“公理”站在话语权一方,规则只是对权力博弈结果进行粉饰的正当化解释。规则没有地位,律师自然没有地位。离开了匡扶正义、辩冤白谤,法律服务就与普通商事行为没有区别,只是挣钱的营生[5]。既然“法律个体户”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不差钱或者看淡了钱的个体户为满足尊重需求,改行成为必然。那么,改到哪里可以获得社会地位,进而满足尊重需求呢?

进入体制内——社会管理阶层,是最便利地获得社会地位的方法。体制内的地位有权重标号,科长、处长、局长……,地位等级一目了然。西方成功律师进入体制内的典范不胜枚举,他们可以竞选总统和议员、当法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萨科奇在从政前都做过律师,美国历届43位总统中有26位出身律师[6],更有超过一半的议员、州长出身律师,而美国的法官只从律师中选拔。为什么如此多的总统都出身律师?原因很简单,这两个职业干的事和所需技能是一样的:职业方式都是为人服务;职业目标都是让人满意、让人群和谐;职业客体都是人的关系;职业技能都是撒谎[7]和说服能力、表演和煽情能力、合作和组织能力。客户只有一个人的是律师,客户是全市人民的是市长,客户是全国人民的是总统。

那么,中国律师进入体制内的入口在哪里呢?中国的政治市场还没有开放,体制内是一个神秘的世界、遵循神秘的潜规则。这从官场小说的流行可见一斑——那是一个老百姓们完全不了解的、但一直在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陌生世界,百姓们满足好奇心的唯一方法就是猎奇体制内人士披露出的日记、小说。既然没有直接的、制度化的通往体制内的入口,律师们就会寻找体制外的、或体制内非制度化的路径。比如,从高校、民主党派、国企迂回地进入体制内。这样看来,成功合伙人转行到国企是在找不到制度化退出机制条件下,迂回进入体制内的一种试探。他们与律师转行做专职民主党派工作、去高校任教进而进入国家机关的目的相同:满足比挣钱更高层次的需求,即获得比“有钱的个体户”更受尊重的社会地位、实现比赚钱更远大的社会抱负。

如果问起改行的原因,他们对真正的动机讳莫如深,因为在当下侃侃而谈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有些可笑,他们通常会这样搪塞:干腻了、不想再伺候人了、不想再干“个体户”了、不想装一辈子孙子了、想换一种生活了。

 

四、结语

    正像弗洛姆在《 逃避自由》中所说,自由剥夺了人的安全感,人为了寻找安全感而逃避自由。自由职业者的自由给律师们带来的是对正义的孤独、案源的焦虑、权力的恐惧,于是他们希望从自由的重负中逃离,依赖于某种权威,获得安全感;而大企业就是稳定生活的权威,国企还是通往体制内的可靠路径。所以,他们愿意接受早九晚五、公司政治等职场规则的束缚,而逃离作为理想主义者曾经宣誓捍卫的为正义激昂呐喊的自由职业。

    那么,那群留在律师楼的人又怎样了呢?这是下一期的话题——正义的麦田守望者。用下面这首诗开个头,未完待续。

 

执业者

 

昔日的战友已经远走

卸掉无限连带的无限烦恼

放下自由职业的自由追求

在职场里找到了新的罪受

只要站对了队、不吝惜低头

就能衣食无忧

 

你为何还在执着坚守?

拿法律糊口

纠结于案源、份钱和创收 

原来你舍不得自由

只要能自由地眺望正义

被边缘化也是享受

因为,理想主义者在送走了理想之后

正义褪变为一种情结,不再是追求

 

有一天,你已退休

被轮椅推回来讲你的奋斗

你不说如烟往事的来来走走

也咽下了判决背后的爱恨情仇

只是讲“执业”的意思是“执着于一个事业”

你不忍惊扰了晚辈的意气风流

你知道:美通常是因为没看透

 

可是,又是谁在——

向你曾经宣誓捍卫的理想招手

那是曾经的你吗

那不是曾经的你吗



[1] 《中国律师现状调查录:生存状况两极分化》http://law-star.com/cacnew/200804/120015872.htm

[2] 《教师居职业声望排行之首 专家:选择适合职业最重要》http://news.sina.com.cn/o/2010-11-26/172921540070.shtml在该调查报告中,教师、科学家、医生,排在声望最好的职业前三位,排名倒数后四位的分别是艺术家、记者、律师和运动员

[3] 《律师真实生存状况调查:月收入为负数的精英们》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021049.html “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显示,42%的律师一年办理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10件,62%的律师一年办理的非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5件;从业3年左右的律师平均年工资在三四万元左右,除去办案成本后,收入只够‘糊口’。而且,还有一些‘新律师’由于找不到案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收入的。……记者看到,多个律师因为没有接到案件而又要向律所交纳保险和管理费等,工资竟为负数。”

[4] 《上海青年律师生存状况调查 学历越高收入竟越低》http://www.china.com.cn/city/txt/2007-03/19/content_7980104.htm

[5]对于不同的人群,法律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终身上访的人,法律是一种信仰——宁死也要获得公正的判决,他们相信人类发明的正义的工具一定能为他们伸张正义,这就像美对于整容的人是一种信仰——不美,毋宁死,为美可以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对于法学家,法律仅是研究的客体,既不崇高也不伟大,就像数字对于数学家、物体对于物理学家。法律对于律师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生存的营生,和正义无关。只是律师在谋生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促进了正义。这正像自由市场里的每一个商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通过竞争,不自觉地降低了价格、提高了质量,促进了公共利益。法庭和谈判桌就是律师们自由竞争的市场,它们是思想的自由市场,将律师们追求客户利益最大化进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动机”转化为社会正义。

[6]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奥巴马,共计44届43位总统(其中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是同一人格洛佛•克利夫兰),其中26位出身律师,著名的有亚当斯、杰斐逊、弗兰克林、林肯、罗斯福、尼克松、福特、克林顿、奥巴马。

[7]律师、商人、政治家、外交官、间谍都以撒谎为基本职业技能。律师撒谎是为了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商人撒谎是为了赚钱;政治家撒谎是为了获得民众凝聚力;外交官撒谎是为了政府利益;间谍撒谎是为了国家利益。职业者的职业行为是不应当受到道德评判的,虽然职业本身存在道德问题,但那不是职业者的问题。由于职业利益高于道德标准,一旦选择了某个职业,就必须为维护职业利益而进行特定职业行为,无论其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战争中的杀人。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因此,职业杀手和拳击运动员不存在善恶问题,前者不择手段地消灭对手,后者按照既定规则消灭对手;职业杀手和军人也不存在善恶问题,前者的杀戮被大多数人举手禁止,后者的杀戮则被大多数人举手鼓励;职业杀手和政客也不存在善恶问题,前者用暴力野蛮地消灭对手,后者用阴谋文明地消灭对手(打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逮捕判刑再诛杀九族)。

 

(作者:娄耀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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