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师学养之深厚、学问之超卓、学品之端重，他人之述备矣。然而作为梁老师屡加指点的学术后辈、单位同事，对梁老师的学问人品还是有切身的体察与感悟。在梁老师身上，兼具哲人与巧匠两种气质与能力。就哲人气质与能力而言，梁老师对民法应有理念的阐释与张扬，对法律解释学的重述与拓展，对民事立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倡导与建议，无不彰显出深刻的哲学关怀与高超的思辨能力。就巧匠气质与能力而言，梁老师一是有强大的体系建构能力，有例为证者如，他率先提出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系统推出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二是有精妙地贯通学术与实务的能力，能够就一案例分析搭建出由诸多相关法条贯穿其中的逻辑分析体系，成就其“法条分析大师”声望而令学术界实务界折服；三是优异的法学论文写作能力，他的“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成为学子圭臬，“梁老师的文章拧不出水分”成为学者榜样。一人而兼具哲人与巧匠的气质与能力，作学者能作到这个份上，非“酷”而何？

人在学界中的名气往往是“循环论证”叠加而来。好比论文引证的互为证明功效，因某学者有名，故尔其他作文者则竞相引用其著述；因其著述被其他作文者更多引证，故尔某学者就更加有名。在当今社会学术评价的形成机制中，学者的学术水平与其职务位阶（包括单位行政职务和学术团体职务）之间似乎亦有这种“循环论证”之功效。可就梁老师的学术地位和学界名气而言，却不是得益于这种“循环论证”。梁老师在体制内曾经最大的行政级别，也就是个“相当于处级”，此乃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一职所惠。可以说，梁老师在法学界的声望，完全是他长期专心治学的自然积累，是一本本专著、一篇篇论文、一个个观点在学界在社会经年累月积淀发酵的评价效果。当今之世，仅以作品即能成名且名声日著，作学者能作到这个份上，非“酷”而何？

身为学人，能力很重要，功力很重要，而定力尤为重要。梁老师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名望，固然因有非同一般的科研能力和持续增强的学术功力，但我认为，这些要素只能使梁老师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而不能使梁老师成为今日的梁老师。之所以梁老师能成为今日的梁老师，是因为梁老师能够把持住学者应有的定力。在中国社会做学问，对“官、商、学”持什么态度，如何处理身在“官、商、学”结构中自我定位及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来自“官、商、学”的诱惑与压力，殊为重要。以我作为学术后辈对梁老师的观察，梁老师对待“官、商、学”之间关系可能持有一种最为得体的学者态度。对政界官员，既无逢迎之形亦无睥睨之态，敬重而不看重；对商界精英，既不当面展眉亦不背后撇嘴，自尊而不自傲；对学界同行，既不学究气亦不江湖气，谦和而不随和。这种学者的内功定力，只靠刻苦修练未必定能形成，那还得靠内敛于心化于无形的气质与境界。记得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看到梁老师戴一茶色墨镜（因其眼病）、持一棕色手杖（因其膝伤）立于法学所小院，从容淡定而沉静，有学生走过身边即谦和地打招呼，然后又从容淡定而沉静，一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而梁老师自在的图画。我觉得此刻的梁老师就像是一个气功大师，静默中呼吸鼓荡，在法学所小院形成与其气质相谐共振的气场。当时我不由得感叹，有像梁老师那样的师长，法学所才成为法学所。现在想来，梁老师那样的气质品行，实乃“酷”之至者也。

论及个人与梁老师的交往，有一事颇令我自得，就是梁老师曾到我家聚餐。那是在20多年前，我还住在朝阳区西八间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宿舍3号楼423房间，一个只有12平方米的蜗居。一天，梁老师到研究生院授课，课后来我家探访。我就从研究生院食堂买了两瓶啤酒和一些菜，别的菜记不得了，叉烧肉是一定有的，因为那是当时研究生院食堂的名菜。我和梁老师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其间他给了我很多指点，如何选方向、如何写文章等等。不觉天之将晚，我和妻子把梁老师送到西八间房403路汽车站。临上车时，梁老师忽然对我说：“陈甦，你很聪明，但就是挺懒。”其言也柔，其意也重，其情也切。当403路载着梁老师绝尘而去，留下的只是我的深思凝重，沉甸甸的一直有好几天。时至今日，我亦不勤快，但如没有梁老师当日之棒喝，怕是尤为懒矣。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梁老师也已70周岁了。哲人易老亦难老，因梁老师倾注学术关怀，以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梁老师持续学理思辨，思之益敏，用之益捷，以致老当益壮。梁老师的后辈诸生，集文成书，以敬贺梁老师70华诞。这是学界雅事，本应雀跃参与。可我一时拿不出像样的文章，只好呈上此文，是以为序。

作者=陈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来源=《为民法而斗争——梁慧星先生七秩华诞祝寿文集》序